“宋史讲堂”第四讲
从
谈 王
兼 宋 十
及 代 朋
高 科 中
考 举 状
改 制 元
革 度
主讲人：叶文杰
“王十朋，乐清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状元……”
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身影，和一群熟悉的听众，
3月16日下午2:30，在乐清市外国语学校，《宋史讲堂》第四讲如期相约。
这次着眼于“南宋大贤王十朋中状元”这个起始点，带领听众开启古今“高考”制度的穿越思考。
宋
史
·
讲
堂
引子：科举制度
“科举”：
一种以“投牒自进”为主要特征，以成绩好坏为录取与否的主要标准，以进士科为主要科目，士人定期赴试的取士制度。隋朝大业元年（605）开始实行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 ，经历了1300多年。
科举1300年间的变化：
解试（乡试）第一名称“解元”，省试（会试）第一名称“省元”（或“会元”），殿试第一名为“状元”。仁宗皇佑元年（1049），冯京“举进士，自乡举、礼部以至廷试，皆第一”，被称誉为“连中三元”。
例子：状元王十朋
王十朋的简介：
王十朋（1112—1171），字龟龄，号梅溪，温州乐清（今属浙江）左原人。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（1157），时年47岁的他得中进士第一名即状元，到1171年去世共入仕14年，从左承事（正九品京官）到龙图阁学士（正三品朝官）连跳13个官阶，做过4个地方的长官：饶州（江西鄱阳）、夔州（重庆奉节）、湖州（今属浙江）和泉州（今属福建）。
南宋高、孝两朝的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和文学家。主张对内要求加强帝王权力，防止类似秦桧这样的权臣专政；对外力主抗金，收复中原失地。为人在中央，敢于揭露时弊，犯颜直谏，毫无顾忌；在地方，恤民急、苏民困，深受百姓爱戴，离任时，百姓都依依不舍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相送。名声更以清正廉洁，不图权势著称。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，一直受到后人的传颂。
王十朋的家世：
王十朋的一位祖先仲华由晋阳徙居钱塘。历六世，至七世祖庆嗣时，适当五代之末，又从钱塘迁往乐清左原，庆嗣即为左原王氏始祖。从庆嗣迁居乐清左原到王十朋时，又历七世，经历200年时间。
自王庆嗣起，王氏子孙便在左原开荒种地，从事农耕，历数代，逐渐积累起一些家产。到王十朋父亲王辅时，“始业儒有声”，也就是在经济上初步具备了耕读的条件。绍兴十五年（1145）和十九年，王十朋父母相继病故，幸赖家中虽有祖传薄田二顷，尚能勉强度日。
叶说
讲到这里，叶文杰老师就有些学者认为的王十朋的家世也算是“小地主”的观点提出相反看法：王十朋家境比较贫困。
究其原因：一是左原是一个半山区，土地十分贫瘠，粮食产量甚低；二是当地自然条件恶劣，台风、水旱灾害频繁，有时会造成颗粒无收；三是家庭人口众多，负担很重。
列其证据：一是王家田间劳作，并不雇佣长工，而全由三弟昌龄承担。王十朋在《代笠亭记》提到“吾季弟昌龄，日课农事于其间”。二是无书可阅，无纸可书。绍兴二十年（1150），他在《题卓》中写道“吾贫，好作文，苦于无书可阅；好写字，苦于无纸可书”。三是岁入不能糊口，见于《陈远佐和诗赠以前韵》一诗“自惭耕稼非老农，岁入何曾给餬口？”
尽管家境如此贫困，在宋代，依然可以参加科举。可见宋代科举对出身的限制放宽了，寒门子弟也可参加科举考试。同样情况的还有将米熬成粥冻成块、每顿吃几块的范仲淹；无纸就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字的欧阳修。
王十朋的母亲万氏与后来王十朋所娶之妻贾氏，都是乐清人，有“隐德”。所谓“隐德”者，三代皆不仕之谓也。故王十朋的舅氏和妻党，都出身农家无疑。王家虽世世务农，其父毕竟是一个稍具文墨之人，所以在生前对3个儿子的主业作了这样的安排：长子王十朋因为自幼“颖悟强记”，少年时，在当地已颇有诗名，是一块值得培养的苗子，故让他和次子梦龄一起攻习诗文，力争走科举入仕之路；季子昌龄则主要从事农耕。
王十朋的科举之路
南宋科举考试：3年举行一次，分三级进行：先是在大比之年的八月，参加在州郡举行的发解试（又称秋闱或乡试）。发解试录取后，再于次年春天参加由礼部主持的省试（会试）。举人在省试录取后，再以奏名进士的身份参加殿试，然后登第（殿试无黜落，只有名次高低的不同）。
王十朋从青年时代起，就参加在温州举行的发解试，但多次应试，皆名落孙山。原因是当时士人参加科举的人数很多，而解额却很少，以温州论，大约一二百人中才能解送一名。
在此期间，王十朋结婚生子，且性喜嗜酒，又喜欢与书生朋友应酬，经济更加不宽裕，才于绍兴十三年（1143）在家乡创办梅溪书院，开馆授业，借此与他人探讨学问，同时获取些许束修，以补贴家用。
绍兴十三年，南宋朝廷在临安府原岳飞故宅设置太学（官办学校）。绍兴十五年，王十朋即通过太学补试，被录取为太学生。绍兴十六年，他正式入太学外舍读书。读书人要成为太学生在前代多有门第和父祖官品等限制，至宋代，取消了限制，这便为像王十朋这样的平民子弟进入太学读书扫除了障碍。
太学是南宋的最高学府，也是国子生和太学生应举的场所。太学实行三舍法，太学生通过公试和私试，积分合格后，依次由外舍升内舍，再由内舍升上舍，时间最少得三年，也有延至十数年者。
上舍生积校已优而舍试又入优等者，可不经省、殿试，直接释褐出官；上舍生考入中等以上者，可以直接参加省试或殿试，这就是所谓以学校升贡；其余太学生和国子生，皆可参加在国子监举行的发解试。
南宋士人争先恐后地希望进入太学读书，至少有4大好处：一是食宿全由国家承担；二是太学发解试的解额，4人取一人，远较州郡一两百人取一人容易；三是太学设在南宋的政治中心临安府，信息灵通，对考时务策有帮助；四是常常因帝王登基、立储、寿辰等原因而获得免解恩例。
王十朋入太学后，虽然在绍兴十七年和二十三年，他两次获得发解试的资格，但在后来的省试中，又皆遭黜落，曾一度产生归隐的念头。稍后，王十朋便再次振作精神，投身举业，终于在下一次即绍兴二十七年的科举考试中考取了进士第一名。
古今“高考”对比：
在宋代，科举通过州郡解试选拔的名额少，千百人过独木桥，于是许多学生争取进入太学，以争取参加科举的机会。
在现代，通过全国统一高考，想考上好的大学，是千万人过独木桥，于是出现了高校自主招生，三位一体招生等考试路径来拓宽高考之路。
王十朋的殿试策文
殿试：试时务策一道，称殿试策，又称御试策、廷试策，时间为一天。南宋与北宋一样，殿试策一般由两制（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）及馆阁侍从拟定，呈帝王认可后，方能用于殿试。
殿试策题字数的多少，每次不等，如绍兴二年（1132）张九成榜的策题有371字，十八年王佐榜为140字，二十七年王十朋榜为245字，宝祐四年（1256）文天祥榜则多达579字。
士子殿试策的字数，在南宋《贡举条式》中有载，谓“限一千字以上”，至于上限，却无规定。从现存的一些殿试策来看，少者有三四千字，多者洋洋洒洒，几近万字。前者如绍熙四年（1193）的陈亮对策，只有三千余字，后者如文天祥的对策，有9210字。殿试策题的拟定，有一个基本原则：只问士子之能，而不求士子之博。
殿试策：政治场中“君”与“臣”之间的首次相遇——帝王殷殷求治道，士子竭力抒胸意。
殿试既称帝王亲试，所以对奏名进士的策题，最后都有“朕将亲览”一语，这种情况，元、明、清三代皆承袭之。实际上，殿试只是表示新进士乃帝王亲取，是天子门生，告诫官员不要拉关系，其政治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。宋代帝王多是重文之主，他们对殿试策确实尚较重视，所以御试官不仅要呈上录取名册，而且还要呈上前十名的试卷。然后由读卷官朗读某些试卷，或赐第前几日让帝王亲览。
绍兴二十七年殿试的策题如下
题解：按惯例以高宗的口吻说出，称自己虽一切按祖宗成宪办事，但仍存在着“奸弊未尽革”、“财用未甚裕”、“人才尚未盛”、“官师或未励”等一系列弊病，故要求奏名进士对革除这些时弊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。
于是王十朋和其他奏名进士一起，各自递上了自己的策文，共8491字，特点有以下三方面：一是切合题意，整篇策文虽皆在围绕策题进行回答，但时时处处仍离不开“揽权”二字。二是说理透彻，结构严密，逻辑性很强，将“揽权”与帝王的学养结合了起来。三是敢于直言极谏，几乎将当时统治集团糜费国库的弊病，都一一揭露了出来。
在进士唱名前三日，高宗开始阅读进呈的前10名进士策文，对近臣道：“今次举人呈文，议论纯正，仍多切直，似此人才，极有可用。”第二天，又谓：“朕谓祖宗设科，非特网罗人才，盖将以求直言之士。朕前日谕考试官，令取直言，置之上列，非为虚文。可将任贤辉字号卷居第一。”这“任贤辉字号”策文，正是王十朋的试卷。是举取进士426人，御试官原来定其为第9，高宗对王十朋御策文的评语是：“经学淹通，议论醇正，可作第一人。”这样，47岁的王十朋，终于在殿试中以进士第1名胜出。
叶说
对此，叶老师又提出了一个观点：王十朋在殿试中考取进士虽已毫无悬念，但录取为第一却有偶然性。
首先，御试策题是问治道，王十朋答策的重点是要求帝王“揽权”，这正中秦桧死后，高宗急需收回大权的心理，故而深得高宗欢心。
其次，策文虽有临场发挥的部分，但大部分却是“宿构”即“押题”而成，王十朋的策文就明显带有“宿构”的成分：
第一个理由是此时权相秦桧死去尚不足两年，群臣还在清算他长期擅权的罪行，在这种政治形势下，帝王如何独揽大权，以防止第二个秦桧的出现，已成为当时南宋政治上的最大时务。作为多次参加过科举考试的王十朋，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，在考前对此命题必然作过精心的准备。
第二个理由是根据南宋科举条式，对举人在试卷中所写文字和格式，都有严格要求，不能马虎，否则重者遭黜落，轻者要降等，而王十朋殿试策所述内容，上至春秋、战国，下至隋、唐、本朝，洋洋洒洒，长篇大论，绝无半点瑕疵。8491字，即便认认真真地抄一篇，也要近一天时间，如果没有“宿构”，时间上肯定会来不及。
南宋进士，分五甲三等赐第。在一般情况下，第一甲取5名至20余名不等；第二甲取10余名至数十名不等；第三甲取数十名至上百名不等；第四甲、第五甲分别取一二百名不等。
第一甲、第二甲通称甲科，第三、四、五甲通称乙科。进士甲科，赐进士及第，为第一等；第三、四甲赐进士出身，为第二等；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，为第三等。
第一二等进士，释褐即授官，立即踏上仕途；第三等进士则要守选，赴吏部铨试后，才能出官。南宋进士第一人所授官品，从表面上看，似乎不及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名之高，但前者是京官，后者是选人，待遇不可同日而语。京官可以三年一迁，仕途相当通畅，而选人属于最低级的文官，必须经过改官，才能成为京官。但选人改京官，不仅要有任职年限和多名举主，而且每年的改官人数也有一定限制，故而十分困难。选人如果不能改为京官，一辈子只能做幕职州县官，而不能成为中央或州县的长官。
进士第一人任满，还可不经过考试，直接进入馆阁。王十朋第一任为绍兴府佥判，任满后即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。校书郎虽只是初等馆职，却是清要之官，前途十分远大。王十朋自正九品的承事郎，擢至正三品的龙图阁学士，时间仅仅用了14年。其中原因，政绩虽然是主要的，但进士第一人的因素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。士人一旦成为状元，声名立即雀起，王十朋作为一名农家子弟，能得到如此荣幸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要归功于宋代的科举制度。
古今“高考”对比：
在宋代，考试时间，出题，字数都有限制，考生答卷要重新誊录，改其姓名。考生也可“宿构”让自己发挥更稳定。
在现代，高考时间、试题、作文字数也限制，阅卷时要屏蔽考生信息，随机盲改，高考语文作文也可以根据时事热点猜题“宿构”。
骨子：宋代科举制度
宋代科举VS唐代科举
唐代科举的弊端有以下4处：
一是士人应举受到门第的严格限制，因而农民子弟恐怕也因各种原因而被排斥在科举以外。
二是唐代科举考试的试卷，不实行封弥、誊录，试官也不必锁宿，举人省试录取后，便为及第。主司（知贡举）基本上由礼部侍郎兼任，这便为他接受请托，营私舞弊开了方便之门。
三是唐代科举取士，重“公荐”，“兼采时望”，科场成绩优劣，尚不能成为录取与否和甲第高低的主要标准。
四是新进士及第后，对知贡举和公荐者感恩戴德，胜过君父，于是及第者、知贡举和公荐者往往结成朋党，而科举朋党是造成唐后期政治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比如白居易曾得到“公荐”获得声誉；“诗圣”杜甫因乏人“公荐”，终身榜上无名；中唐诗人孟郊沉沦场屋二十余年，无奈发出“空有诗篇传海内，更有亲贵在朝中”的慨叹……
宋代科举作出如下重大改革：
一是禁止新进士称主司为座主，自称门生，禁止“公荐”和“请托”，以免出现科举朋党和取士不公。
二是士人应举，无门第、贫富限制。
三是省试后增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复试，即实行殿试或御试，使帝王收回取士大权。
四是知贡举由皇帝从大臣中临时任命，不一定由礼部侍郎出任。试官一经任命，立即实行“锁宿”，严禁他们与僚友及家人交谈，以防止请托和泄密。
五是试卷实行“封弥”、“誊录”，从而杜绝试官根据试卷姓名和笔迹行徇私之弊。
其他如严格考试制度，严禁挟书、代笔等舞弊行为。
以上这一系列改革，历经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，历时半个多世纪，到仁宗朝才基本完成。至此，宋代科举制度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善的取士制度。有宋一代，人才之盛，莫过于仁宗一朝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。
古今“高考”对比：
在宋代，考生无门第、贫富限制；试官一经任命，立即实行“锁宿”；严格考试制度，严禁挟书、代笔等舞弊行为。
在现代，全民高考，不论在校生，社会人都可以参加高考；命题人不固定且绝密并进行封闭式命题直至高考后解锁；严格执行考场规则，严惩作弊行为。
宋代科举制度的影响
一是文官制度的根本：宋代科举考试录取人数大幅增加，宋代科举考试录取人数大幅增加。宋真宗在位的第三年（1000），进京赴考取得功名的各级别考生达到了1538人——这是中国科举取士历史上的最高纪录。
二英国、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进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。
三是民族心理记忆的一部分，表现为：
首先宋代科举录取的进士礼遇极高；
其次殿试结束后，朝廷举行唱名仪式，这时便是“金榜题名”的时刻；
第三唱名结束后，便是“期集”，即为新进士举行宴会活动。从唱名之地到期集之地的这段路上，便是“榜下捉婿”的主战场。
第四据说北宋开封城内，连那些挑夫苦力，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却仍然每天省下一两个铜钱，让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；
第五在南宋行都临安城内，遍布各种类型的学校，差不多每一条街巷都有一两所，读书之声前后相闻。
第六为了读书当官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相当极端的做法。宋代的科举分设不同的科目，如进士、明经等等。其中有“神童”一科，儿童年不满十五岁者，如应试得中，就可以出仕为官。还出现了为了防止小孩贪玩，就将他们放进大竹蓝，吊在树梢上，硬逼读书。
四是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之文化心理产生了意味深远的转变，奠定了此后七八百年间的基本格局。比如原被视为空谈无能的白面书生，其形象发生了根本逆转，成为了“好男儿”，即帅哥的形象发生了转变。由唐代尚武，到宋代尚文。比较直接反映这一社会心理变化的是文艺作品。富家小姐慧眼识英才，穷书生金榜题名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种模式成为中国近古戏剧的主流，正是唐宋间文武地位变化的一个结果。
古今“高考”对比：
在宋代，挑夫苦力，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却仍然每天省下一两个铜钱，让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；兴办各种类型的学校。
在现代，社会上大部分贫苦人家子弟都把高考作为改变命运的路径；大办学校教育、普及教育。
兼及：
高中深化课改和高招改革
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%—50%为大众化，以此标准，2002年我国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，2019年2月教育部公布毛入学率为48.1%，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即将实现普及化。
高考改革的核心关键词：选择性教育和专业优先的招录模式。
我们现在的教育：初中是合格的公民教育，属于义务教育；高中是公民+定向教育，是扬长教育，需要发现并培育自己的优势（特长）。高考语数外为必考科目，因其为终身教育打基础；7选3科目：定向（专业或职业性向）。
总的来说，目前的高考制度更加的多元化，引导学生个性化发展将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。
讲座的最后，叶老师还和在座的听众们分享了身边关于对孩子教育的逸闻趣事，关于现在乐清家长们的焦虑，听众当中，不乏很多中小学的老师，都纷纷发出了会心的笑声，欣赏叶老师的博学，崇敬叶老师的热爱当下和热爱思考，这样的春光、这样的场景，总能让人感怀千百年前孔子的理想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美好而又真实的小确幸，就是我们在这里——听叶老师讲“宋史”，期待下一期的《宋史讲堂》。
文字：李春芹
郑 晓
编辑：张 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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